​2003年蔡小洪陪领导去深圳，在海关口上来两人，他急忙给妻打电话

2003年蔡小洪陪领导去深圳，在海关口上来两人，他急忙给妻打电话

2003年7月，我国领导人访问香港后，也顺便到深圳视察，当时有很多要员陪同，其中有蔡小洪。当大巴进入深圳海关后，突然停了下来，上来两个人。一看这情景，蔡小洪急忙给妻子打了电话。只见两个人径直走向蔡小洪，蔡小洪乖乖地束手就擒。要知道，车上都是要员，谁敢到车上抓人？蔡小洪何许人也？他到底犯了什么事？的确，这件事简直是惊天大案，由此抓住了被英国军情六处收买的间谍，该间谍已经潜伏在香港10多年。

这位蔡小洪确实是标准的红三代。

他的祖父母以及父亲，都曾为了中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尤其是他的祖父母伍治之和蔡楚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信仰的是共产主义理论，立志救国救民。

蔡小洪的祖父叫伍治之，是广东省普宁县人，经受过五四运动的熏陶后，立志要为国家做出贡献。

1919年5月，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学生大会。五年后，他又以教员的身份加入了共青团。之后，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伍治之成为汕头党团混合支部的成员。

1925年12月，20岁的伍治之加入了共产党，和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共事。

蔡楚吟是广东澄海县人，比伍治之小五岁，但从小就聪明能干，既能针织女红，也能识字阅读。在学生运动中，她认识了伍治之，成为澄海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1926年，伍治之和蔡楚吟结婚，伍治之和蔡楚吟利用夫妻的身份，被周恩来安排到香港，去配合廖承志的工作。

1929年，在危机四伏中，伍治之不幸被俘，蔡楚吟为了不给组织多添麻烦，果断选择化妆转移，回到上海。

伍治之从此被关进监狱，直到1937年才重获自由。但无论是和家人分离还是失去自由，都没有让他丧失对革命的信念。回到上海后，又继续投入地下工作中。

周恩来考虑到二人的处境，担心他们容易被敌特注意到，于是安排伍治之和蔡楚吟，带着孩子到延安顺便休整一段时间。在延安一段时间后，伍治之和蔡楚吟又转战香港，为了安全起见，13岁的儿子武毅鸿就留在了延安。

四年后，武毅鸿已经是延安保卫处的一名侦察队员了，也开始做起了隐蔽战线上的工作，并舍弃了原来的名字，随母亲的蔡姓，化名蔡诚。

蔡诚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从基层的公安保卫工作做起，一直默默无闻地工作，还成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校长。

1985年，58岁的蔡诚担任了我国的司法部部长。

蔡小洪有着一心为国的祖父母，从小就接受了党的教育的父亲，而且母亲也在1945年投身了革命。这样一个全面的红色家庭，他自然而然就该是根正苗红的红三代，但偏偏就是他出了问题。

最初的时候，蔡小洪的确也走着红三代的路，先是进部队锻炼，1989年从部队转业到《解放军报》社工作。

蔡小洪的家庭背景实在是优越，很难不让组织上信任他，因此他很快被派到香港，这个祖父母为之冒险过的地方，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同时也负责党中央在香港的联络点。

在工作期间，蔡小洪对国家安全比较关注，为此还写过相关的书籍。

只不过终究是没有经过考验的年轻人，在香港的繁华生活中，他逐渐迷失了本心。

从处于发展中的内地到达繁荣的香港，蔡小洪的第一感觉就是震撼，然后感到愤愤不平。为什么他的祖父母和父母都为祖国做了贡献，而作为第三代的他却没有钱享受生活？

众所周知，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不讲究享受和待遇的，所以蔡小洪想要奢侈享受，家里没有钱，自己的薪资也不够。久而久之，蔡小洪内心想的不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如何能够挣到更多的钱。

蔡小洪到香港的时候，中英已经开始了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为了掌握谈判的主动权，英国就千方百计地窃取我国的真实意图和能做出的让步，特地安排军情六处注意拉拢我方高层。

军情六处就是英国的情报机构，他们派出大量间谍到香港，除了收集情报以外，更重要的是物色可以收买的关键性的大人物。

因此，蔡小洪一到香港就被军情六处的人盯上了。

蔡小洪到香港后，在工作中结识了一些香港地产商和警察，当时香港仍属于英国管辖，这些人都听命于军情六处，甚至个别人还是密探。他们常常约蔡小洪出去玩，时常送他礼物，有时候就会在礼物当中夹带着一大笔钱。

一开始蔡小洪还会推拒一下，的确是没有任何名目收下这笔钱。

地产商很懂看眼色，知道蔡小洪并不是不喜欢钱，于是一再请求蔡小洪收下，只希望他以后能稍微透露一些信息。蔡小洪以为地产商是想知道中国的政策以便确定投资方向，又实在抵挡不了金钱的诱惑，终于伸出了贪婪的手，在1995年的时候收下了第一笔钱50万港币。

在尝到几次甜头之后，面对军情六处的策反，他几乎是毫无心理压力地答应了。

新华社分社在香港回归后改名为中联办，有主任一名，还有一名秘书长以及六名副主任。中联办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最高机构，而蔡小洪就成了秘书长。

这样仅次于主任的职位，理所当然地要经手所有的机密文件，这也是军情六处策反他的原因。

可想而知，蔡小洪为了钱，把多少关于我党我国的秘密透露给了英国人，这也导致我国在和英方的谈判中，总是被对方算到先机，丧失主动权。

依靠蔡小洪提供的情报，英方步步紧逼，向中国要走了不少过分的承诺。为了顺利收回香港的主权，经过慎重考虑，我国还是接受了英国的条件。

但这些损失原本是不必要的，完全是因为蔡小洪的一己私利造成的。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方就已经怀疑组织内部有内鬼存在了，只可惜猜遍了所有人都不像泄密者，蔡小洪更是一开始就被排除了嫌疑。

经历了重重困难，香港终于顺利回归。

此时，组织上已经决心要调查这件事，只不过为了不打草惊蛇，所有人都不知情，蔡小洪也安然无恙。

狡猾的军情六处为他设计了一条情报传递路线，他只需要把信息交给同样被拉拢的下级就可以了，下级再想办法传递出去，这样既保证了蔡小洪的安全，又能保证情报链的安全。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蔡小洪持续不断地给军情六处提供情报，再获得巨额报酬。

直到2003年6月，国安局破获了一例绝密信息，其中包含我国领导人到达香港的日期、行程安排、会谈参与人员安排等等。

公安意识到这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泄密事件，而且泄密者的地位还不低。在经过侦查之后，公安部门把目标锁定在蔡小洪身上。

蔡小洪此时已经完全适应了当间谍的生活，收起钱来毫无心虚，做起泄密的事情来也越来越娴熟。不过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的生活不会长久，所以他请求军情六处安排好自己的妻儿的移民，这样他才能更加没有后顾之忧。

英国方面很快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于是蔡小洪放开了手脚，凡是能换钱的机密，他也不管对我国有多重要，都一股脑地卖给英国换钱，最终他通过泄密获得了高达600万英镑的不义之财。

蔡小洪想着先把妻儿送到英国，自己也找机会去那边，就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财富了。

此刻的他还不知道，他早已经露出了马脚，只不过碍于他的家庭和他本人的身份，又担心打草惊蛇，所以不方便大张旗鼓地抓捕。

2003年7月，领导人访问香港，也顺便到深圳视察，作为中联办秘书长的蔡小洪是一定要陪同的，有关部门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捕时机，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当天，蔡小洪的妻子果然带着儿子到了英国。

在之后的审判中，蔡小洪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中联办其他被腐蚀的叛徒也一并被查获，其中一个是中联办的门卫，国外的情报机构果然是无孔不入。

对于蔡小洪的所作所为，蔡诚痛心疾首，但在他临终前，他仍然向组织提出请求，希望能看在蔡小洪祖父母的贡献上，减轻对蔡小洪的刑罚。

然而，蔡小洪泄露的机密很多都关系重大，其危害性无可比拟，他在让自己的红色家庭蒙羞的同时，也给国家带去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量刑只应该从重，而不应该因为长辈的功劳而从轻。

此案再次告诫我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时刻在向我渗透，尤其是身在高位和要害部门的人员，应该警醒自己“高处不胜寒”，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将会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