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黑老大住监狱女警做情人，判死刑仍能逆天改命

东北黑老大住监狱女警做情人，判死刑仍能逆天改命

二十年前，东北三省提到他，人人侧目，不敢直视。

他的名字是黑道世界的代名词。

他服刑期间收买多名监狱领导，将死缓生生改成了17年有期徒刑。

在大连监狱，他的生活堪比豪门。

手机、座机随身，豪车出入随意。

他甚至在监狱内召妓，与领导大摆宴席，推杯换盏，好不快活。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又一个孙小果？东北黑老大住监狱女警做情人，判死刑仍能逆天改命

黑道大哥买通监狱长

在那座依山傍海的大连城，“邹显卫”三个字无人问津，可若提起“虎豹”，连三岁孩童都听说过。

少年时，他便以一把刀开路，十六岁因斗殴被教养两年，二十岁又因流氓罪被金县法院送进监牢。

出狱后，赶上开发区初兴，他顺势开了一间歌舞厅，名曰“一步天”。

不过数年，竟成了千万富翁。

他将昔日的恶少混混尽数收入麾下，争地盘，抢客源，所到之处，黑影幢幢。

时日久了，这班人竟成了一股有组织的黑道势力，在大连、金州一带横行无忌。

黑道者，打杀难免。

1995年11月6日，邹显卫因杀人，被辽宁省高院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死缓虽下，他却未被送往瓦房店监狱，而是托“病”住进大连监狱医院。

入院后，他通过朋友搭上了监狱狱政处副处长杨福玉的线。

听闻想留大连服刑的请求，杨福玉淡然一笑：“这事，监狱长谢红军不点头，谁也不好使。”

邹显卫急忙央求，杨福玉答应牵线。

此后，邹显卫将铁杆朋友老葛推荐给杨福玉，交代一切由老葛操办。

老葛，乃本地开发公司经理，与邹显卫交情匪浅。

宴席之间，杨福玉安排老葛见了谢红军。

这谢红军，出身干部家庭，仕途顺遂。

年仅三十七，已是大连监狱长。他上任伊始，他就认为第一要务应该是搞钱。

为了创收，他要求干警“不拘一格选人才”，而邹显卫这样的“人才”，自然成了他眼中的香饽饽。

酒酣耳热之际，老葛借着微醺，状似随意地提起：“谢监狱长，这位邹显卫，有个小小的心愿——想留在大连，离家近些，也方便照应。”

谢红军闻言，笑容意味深长。

他心里盘算：此等角色，留在身边未必是坏事，日后说不定还有些“用处”。

他面上不动声色，只是打了个哈哈：“这事啊，得看程序，看机会。”

老葛言外之意听得清清楚楚。

次日便备了5000元现金，亲自登门。

谢红军接过钱说道：“等信罢。”

随即，指派杨福玉跑一趟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办理所谓的“相关手续”。

1996年4月3日，邹显卫如愿踏入了大连监狱的大门。

次日，他便与妻子及老葛设宴大请，地点选在了大连某著名酒店，宾客中自然少不了杨福玉和谢红军。

席间，美酒飘香，杯盏交错，话语越发热络。

谢红军竟与邹显卫“兄弟”相称，笑得十分畅快。

不久后，杨福玉又传来一番话：“谢监狱长刚调来大连，房子还没着落，这事，你看能不能帮衬一下？”

邹显卫哪敢怠慢？

立刻拨通电话，将此事托付给朋友。

朋友当即忙得脚不沾地，找到一套离监狱不远的80平米房子，还亲自掏钱简单装修了一番。

谢红军看了之后皱眉：“这装潢太寒酸了些。”

于是，老板又掏出三倍装修费，将房子精装一遍，这才勉强合了谢监狱长的心意。

从此，邹显卫的“分量”在谢红军心中日益加重。

邹显卫所求的“特别关照”，谢红军也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满足了。

比皇帝还舒服

1996年秋，大连监狱为填补囊中羞涩，生生“诞生”了一家公司，后来挂了个堂皇的名字——监狱四大队。

这公司才刚冒头，谢红军便拍板，将邹显卫调过去，任命为“劳改基建委员会主任”。

名头不小，实际却是揽活儿的操盘手。

邹显卫靠着多年混迹商场、广结人脉的本事，仅凭几个电话，就为监狱接了不少“大单”。

如此能耐，自然让“虎豹”邹显卫的地位更上一层楼。

从此，监狱中，“虎豹”几乎是个禁词，谁都不敢提，但每个人心里却明白，这个人已非等闲之辈。

犯人怕他，干警敬他，连谢红军都与他称兄道弟。

两人经常在餐桌上谈笑风生。

邹显卫甚至能随意开着谢红军的奔驰车，出入监狱，呼风唤雨。

邹显卫的妻儿不必说，随时探望；至于那些花枝招展的社会女子，也能一个电话叫来，坐着谢红军的车进进出出，成了监狱的一道奇景。

不仅如此，谢红军还特意交代于景波：“邹显卫出狱的事，你负责！”

于是，无论白天黑夜，邹显卫只需一个电话，于景波便亲自开车，恭恭敬敬地将他送出大墙。

1997年春节将至，谢红军心痒难耐，觊觎许久的“压岁钱”终究忍不住开了口。

他找了个由头，把邹显卫叫到办公室，话说得含蓄，但意图却明明白白。

邹显卫哪会不懂？

次日便送上十万现金，连一句废话都没多说。

谢红军拍着胸脯，说他“知恩图报”，让邹显卫放心，有事尽管开口。

话音未落，谢红军便行动起来。

他亲自指示，在监狱偏僻一角腾出一片“高地”，修建了一处独门独院，两室一厅的“特殊牢房”。

房内沙发、彩电、冰箱、空调一应俱全，甚至连外线电话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邹显卫的“牢中生活”，比外界许多人的日子还要体面。

他的卧室里装了一个电钮，只要轻轻一按，隔壁的两个“勤杂员”便会立刻赶到。

这两个犯人平日里无须参与劳动，只专注于伺候邹显卫。

买菜做饭、端茶倒水，甚至连剃须修甲这种琐事，都是他们的分内工作。

监狱对此不仅默许，甚至还以“表现良好”为由，屡屡给二人记功减刑。

连狱警平时为他买粮买菜，捎带烟酒，皆是家常便饭。

邹显卫懂得“人情世故”，该出手时从不吝啬，这些人个个揣得鼓鼓囊囊，自然对他敬若神明。

但凡有外部检查临近，监狱更是神操作频出。

检察院、司法局、政法委乃至人大要来人时，狱警会第一时间通报邹显卫，并将他迅速安排进普通牢房，换上一张苦大仇深的脸。

检查团满怀信任地走了，邹显卫再回到他那“总统套房”接着逍遥。

在这座监狱里，邹显卫是毋庸置疑的王。

他随意打骂犯人，甚至以体罚为乐。

新犯人入狱，拜见“老大”是规矩，若有人不懂“礼数”，下场往往凄惨。

只要你学会俯首称臣，他又十分慷慨。

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甚至异地关押，只需交钱，他便能“摆平”。

几年来，他代办的减刑和假释多达数十起，成功率几近百分百。

如此“风流倜傥”的犯人，竟让一名女狱警丢盔卸甲。

这位已为人妻、为人母的女警，不知是被邹显卫的“霸气”所迷，还是被他的“手段”所俘，竟不顾伦理道德，成了他牢中的情妇。

招之即来，挥之不去，二人共享鱼水之欢的传闻，甚至成了监狱里人人津津乐道的“传奇”。

阳光虽透过铁窗洒下，底下的阴影，却浓得化不开。

一路打点逆天改命

邹显卫在监狱中混得风生水起，但他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

1997年夏，他郑重其事地向谢红军提出了减刑的请求。

谢红军似有顾虑，但转念一想，又如何拒绝？

邹显卫这棵“大树”，他早已从中摘得硕果累累，更何况，他还指望着从这人身上刮到更多的好处。

主意既定，谢红军旋即召集副监狱长汪永明、狱政处副处长杨福玉以及直接管理邹显卫的大队长于景波开会。

桌上的每个人，都从邹显卫手中受过恩惠，听闻此事，自然纷纷点头称是。

计划敲定后，具体操作交由于景波，他的任务是“润色”邹显卫的服刑记录，让一个黑道大佬摇身一变，成了“改造模范”。

不消几日，于景波的“力作”便新鲜出炉。

报告中，邹显卫成了劳改界的“英雄人物”。

材料详述邹显卫在四大队改造中表现极佳，服从管理，兢兢业业，堪称榜样。

1997年5月5日清晨，切丸车间突发火灾，电缆随即燃烧，情势万分危急。

邹显卫临危不乱，果断切断电源，组织灭火，成功避免了重大损失。

因表现突出，1996年至1997年间，该犯获表扬五次，记功三次，记大功两次，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

谢红军为此上下奔走，不惜重金打点。

在他的极力推荐下，邹显卫的“死缓”成功减刑为17年。

减刑批文正式下达的那一刻，邹显卫满面春风。

为了表示感谢，1998年春节前，他约谢红军到大连渔港四部赴宴。

觥筹交错间，他趁机塞给谢红军10万元现金，笑着道：“谢监狱长，日后还得多多关照。”谢红军收了钱，倒也爽快：“你安心做你的事，别给我添麻烦就好。”

有了谢红军点头，邹显卫的黑社会团伙愈发猖狂。

这些财富，自然少不了谢红军的一份。

1998年春节将近，谢红军拨通了邹显卫的电话：“显卫啊，最近干得不错，大哥没看错人。好好干，别让大哥丢脸，听见没有？”

邹显卫听罢，心领神会，当晚便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星级酒店摆下酒宴，为谢红军接风洗尘。

宴席散时，他悄悄塞了15万元现金给谢红军，笑道：“大哥辛苦了，小弟聊表心意。”

谢红军收下钱，满面春风，随即拍板授意下属为邹显卫炮制“劳改模范”的材料。

那材料写得滴水不漏，几乎把邹显卫捧上了天。

辽宁省监狱管理局看过后，邹显卫的服刑期再减一年零十一个月，从17年缩短到15年。

但是邹显卫对自由的渴望日益强烈，减刑已不能满足。

他的目标很明确——保外就医，重回社会，再建“疆土”。

为此，他试探着向谢红军提出请求。

谢红军爽快答应，并让邹显卫伪装精神病。

邹显卫开始在监狱里装疯卖傻，逢人便骂，见人就打，还扬言拿刀杀人，闹得犯人和干警都人心惶惶。

谢红军见时机成熟，便安排人联系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位脑肿瘤患者老孙，偷偷用老孙的脑部磁共振片替换了邹显卫的检查结果。

随后，一纸“脑瘤诊断书”被摆在了桌上，连片子都有模有样。

很快，大连市中级法院要求对邹显卫的“精神病”进行司法鉴定。

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的三位专家应邀而来。

谢红军心中有数，汪永明与于景波更是早有准备。

邹家掏了不少银子，将鉴定组专家安置在一家高级酒店，食宿妥帖，羊绒衫与照相机也一并奉上。

次日，专家组按约定时间到病房“视察”。

邹显卫被捆在床上，声嘶力竭地咆哮，四肢乱舞，几名“犯人”正小心翼翼地看守着他。

专家们虽不免心生疑虑，但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哪里还有真查的勇气？

于是，他们既未调查干警，也未使用仪器检查，甚至连那张造假的脑CT片都懒得多看一眼，仅凭几张病历和所谓“颅脑外伤”的材料，便草草得出结论：“邹显卫患有颅脑外伤性精神病，暂无服刑能力。”

2000年3月21日，邹显卫坐着奔驰车，堂而皇之地回了家。

为感谢汪永明与于景波“鼎力相助”，邹显卫在某酒店设宴款待。

觥筹交错间，他又塞给两人各1万元。

两人嘴上推辞，手却收得飞快。

出狱后的邹显卫，依旧是当年的“虎豹”，刀枪不入，横行无忌。

他扫荡大连市区、经济开发区和金州一带，势力急速膨胀，财源也如洪水一般涌来。

对于这片“江山”，他容不得任何人染指。

偏偏有人不识时务，胆敢挑战他的地位。

消息传来，他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誓言要让对方付出惨痛代价。

2000年4月7日中午，邹显卫带着几十名“小兄弟”，乘数辆出租车杀气腾腾地驶向大连开发区的维也纳洗浴中心。

他手持猎枪，率众冲入，场面顿时混乱不堪。

枪声响起，两发子弹射出，一人应声倒地丧命，另一人身受重伤，血流满地。

这场惨剧在当地引发了极大的恐慌，坊间议论纷纷，恶名再添新篇。

事发当晚，警方火速行动，派人面见谢红军，要求他将邹显卫重新收监，并严加看管。

谢红军听后，脸色瞬间煞白，冷汗涔涔。

他赶紧派人四处搜寻邹显卫的下落。没多久，邹显卫被带回监狱。

在谢红军的办公室里，他满脸无辜地说：“大哥，我哪敢乱来？是他们动的手，我只是看热闹，没多大事。”

谢红军信以为真，松了一口气。

于是，他仅让两名干警将邹显卫送回原来的监室，既未加强监管，也未剥夺其特殊待遇。

次日，邹显卫以“看病”为由，藏身于一辆干警的捷达轿车后备箱内，悄然溜出监狱。

车行半路，他趁机一溜烟逃之夭夭，消失得无影无踪。

邹显卫这一逃，便是十余个月的“逍遥法外”。

直到2001年初，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严打整治行动，他才被公安机关重新缉拿归案。

参考资料：

大连监狱腐败黑幕侦破纪实

杨清林

监狱腐败第一案

殷一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