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莹【守候了40多年】终于摘下了【王实味】的三顶黑帽子

刘莹【守候了40多年】终于摘下了【王实味】的三顶黑帽子

王实味河南潢川人，自幼天资聪颖，入学破蒙后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写作行文颇具章法，被老师夸为天上的玉麒麟下凡。1925 年考入北京大学语文学院预科，由北大党支部干事、同乡陈清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刘莹从湖南来到北京，考进北大文科预科班，身材高挑有着湖南妹子特有的坚毅与果敢。在同乡、同学李芬的介绍下，刘莹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仅比王实味入党迟 9 个月。

1929年3月刘莹从湖南长沙前往上海，在江苏南京的北京大学同学曹孟君家，与王实味不期而遇。再次相逢往昔的情谊迅速升温，两人很快便坠入了爱河。

1930 年1月上海的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气息，王实味与刘莹在这座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城市里，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菜市路租下一个小小的亭子间，虽狭小简陋却充满了家的温馨，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相连，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相互扶持共同前行。

婚后的生活经济上并不宽裕。王实味以写小说、翻译国外文学作品为生，靠着微薄的稿费艰难维持着家庭的生计。尽管生活拮据，但他们的爱情却愈发深厚。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宁静的夜晚，在昏黄的灯光下，王实味专注地写作，刘莹则在一旁默默陪伴，偶尔为他送上一杯热茶，或是轻声讨论着文章的内容。

1931 年 8 月他们的第一个女孩出生取名王劲枫，寓意着强劲有力的红色，表达了他们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和美好向往。孩子的诞生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也让王实味和刘莹感受到了为人父母的责任与担当。

1932 年冬由于长期的劳累和营养不良，王实味的肺病日益严重，经常大口咳血。看着丈夫被病痛折磨，刘莹心急如焚决定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回到湖南长沙娘家，依靠娘家的资助，每月按时给在浙江杭州治病疗养的王实味邮寄 30 元医疗生活费。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暂别，距离和思念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在杭州疗养期间王实味时常望着远方，思念着远方的妻子和女儿。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写下，枫儿两周岁生日，爸爸时养病西湖。明年杜鹃花开时，将与吾莹及枫儿相聚于西子湖畔也！

1934年夏天，王实味的身体逐渐好转，托熟人在山东济南省教育厅谋得一个三等科员的工作。刘莹得知消息后带着三岁多的女儿，千里迢迢来到济南，一家人终于再次团聚，那一刻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所有的离别之苦都化作了重逢的喜悦。

1935 年 7 月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男孩取名王旭枫，象征着他们追求的革命事业如旭日东升，充满希望。一家四口的生活，虽然平淡，却充满了温暖和幸福。王实味努力工作，刘莹则悉心照顾家庭，孩子们在他们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抗日救亡的烽火迅速燃遍全国。王实味和刘莹，这对热血的共产党员，毅然决定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王实味先行前往延安，刘莹带着劲枫、旭枫一双儿女先回湖南长沙娘家，托娘家人照看孩子同时打掉胎儿，待身体恢复后再赴延安与王实味会合。

1937 年 9 月王实味陪同妻儿从山东济南出发，到达河南郑州。在郑州火车站，他们迎来了分别的时刻。火车缓缓开动，已开始懂事的女儿在车厢窗户边哭着叫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刘莹边哄孩子，边擦去眼角的泪水，心中满是不舍和担忧。她不知道这一别，何时才能再次与丈夫团聚 。

刘莹带着孩子回到长沙后，按照计划喝下了两副打胎药，然而孩子却依然顽强地留在她的腹中。无奈之下只能接受剖腹手术终止妊娠。手术的痛苦让她几近昏厥，她心中始终怀揣着对延安的向往，对丈夫的思念，这些信念支撑着她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身体基本康复后，刘莹满心欢喜地准备踏上前往延安的征程，然而日军发动了对长沙的进攻，长沙保卫战爆发。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国军将士虽英勇奋战，但最终被迫后撤，长沙彻底沦陷。一时间，整个城市陷入了混乱，交通中断，道路被封锁。刘莹前往延安的计划被迫搁置，她和王实味的通信联系也从此中断 。

刘莹带着孩子四处躲避战火，生活陷入了困境，一边要照顾年幼的孩子，一边还要寻找生计。为了维持家庭的生活，在一所中学教书，每天起早贪黑，辛苦地工作着。尽管生活如此艰难，但她从未放弃过寻找王实味的消息，也从未放弃过前往延安与丈夫团聚的希望。她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望着窗外的明月，思念着远方的丈夫，心中默默祈祷着战争早日结束，一家人能够早日团聚。

1937 年 10 月，王实味终于抵达了他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他凭借着扎实的英文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被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主要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的译述工作。在延安的日子里，王实味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在短短 4 年的时间里，独自或与人合作翻译的字数多达两百多万字。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杂文，批评延安出现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特权意识和不良风气。在《野百合花》中写道：青年知识分子一天工作学习十几个小时，比机关干部辛苦多了，而吃得穿得却比机关干部差。这些文章言辞犀利，引起了延安文化界的论争。他的本意或许是希望通过这些文章，引起大家对延安存在问题的关注，推动革命队伍的进步。但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文章被认为存在严重的思想问题，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康生趁机插手此事，将王实味定性为 “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并迅速将其问题扩大化。在康生的主导下，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并于 1943 年被逮捕。此后被认定犯有三项罪名：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这些罪名的认定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王实味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陷入了极度困境。

1947 年 3 月，国民党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共中央被迫撤出延安。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山西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在转移过程中局势动荡不安，4个月后康生在未得到中央允许的情况下，擅自下令将王实味杀害年仅 41 岁，这一事件震惊了党内，也让许多人对王实味的遭遇感到痛心和惋惜。

毛主席在得知王实味被杀的消息后大为震怒，一直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认为即使王实味存在问题，也不应该采取极端的处理方式。毛主席曾表示当初要把王实味放在 359 旅就好了，359 旅会很好使用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

此时远在长沙的刘莹，还在苦苦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与丈夫已经阴阳两隔。长沙解放后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王世味却音信全无，刘莹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四处打听王实味的消息。

1950 年 4 月，当吉林来湖南招聘教员时，刘莹毫不犹豫地应聘，远离故土来到了吉林。想着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要去寻找。在吉林一边在学校里认真教书，一边利用课余时间，向周围的人打听王实味的下落。问过同事问过学生，甚至问过路上遇到的陌生人，可每一次得到的都是失望的答案 。

刘莹始终没有放弃，她坚信只要王实味还活着，他们就一定能够再次相见。她常常在夜晚，望着窗外的星空，默默地祈祷着丈夫平安归来。她会给孩子们讲他们小时候和爸爸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让孩子们不要忘记爸爸的模样 。

1979年刘莹和儿女们开始了为冤屈的王实味申诉的艰难历程，他们一封封地给中央写信，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真相的执着追求和对正义的深切期盼；一次次地前往北京上访，每一步都踏满了艰辛与坚持。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但他们从未有过一丝退缩的念头。

1981 年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案件的建议，这如同一束曙光照亮了他们前行的道路。此后压在王实味头上的三顶黑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先后被逐一摘下。

1991 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刘莹家，85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 同志的称呼时，她的眼眶瞬间湿润了，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这一刻她等待了太久太久。这不仅是对王实味的平反，更是对她多年来坚守信念的最好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