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在美国安全问题起源

华为在美国安全问题起源

前言

如大家所知，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虽然没指名道姓，但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针对华为。随后，根据行政命令，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将华为及其70个关联企业列入美方“实体清单”，禁止华为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美国企业获得元器件和相关技术。

一个远离美国，并且基本上没有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在没有明确接触和调查的，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居然劳烦美国总统特地签署命令，政府机构紧跟着宣布“实体清单”，虽不一定后无来者，但前无先例应该基本是确定的。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当下我们作为华为员工对公司的最大支持，我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已经写了2年多的《通信之路》也暂停更新，以示对公司的支持。于此同时，计划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写一点自己对“实体清单”事件的看法以及作为员工眼里真实的华为。今天这个是第一篇，这里面很多内容已经在《孟女士被困之源》一文中发过，在这个事件的背景之下重新做一些增删和扩展，作为第一篇。

思科的错发邮件

在去年12月孟女士被困加拿大事件发生之后，新闻和舆论对拘捕行为口诛笔伐之际，12月8日，一则不太显眼的消息跳入人们的视线之中：思科被曝限制员工到中国出差。邮件的核心内容为思科集团限制员工对中国进行非必要的出差。这项限制立刻生效，且会延续到公司年底放假，政策将会在那时进行重新评估。

思科的邮件

随后思科总部发言人回应称这封邮件是错发给部分员工的，并不体现思科政策。思科没有设置差旅限制，对中国的正常差旅还在继续。但是有成熟公共关系技巧的国际化的公司新闻发布或者新闻回应的基本原则是，针对某具体的点可以不说或者模糊化处理，但是说的必须是真的，通过转移焦点而将事件淡化。

比如就思科的这个回应，不是一个完整署公司名称的正式回应，而只是给某些新闻媒体了一个口头回应或者书面非正式回应，一般大公司的正式回应都是一个完整的稿件，最后是署公司名称，哪怕是只有几行字。而思科的回应解读起来就是两点：1.思科不是整个公司对中国差旅做了限制 2.思科只针对部分人员做了中国差旅限制，没有限制的人收到邮件是“错发给部分员工”。

思科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发一个这样的邮件？从常规来讲，思科不太可能推动和策划加拿大拘捕的事情。虽然美国针对华为选择性执法，但一个企业要美国那样的法律环境下干预和策划一个刑事案件，几乎是不可能性。思科的邮件“错发”，可以看出来思科自身心很虚，这个心虚就是来自于思科自己所作所为以及在10多年的竞争中对华为恶意诋毁弯秩尽

思科与华为的最初之怨

华为在程控交换机（固定电话的交换机）成功之后，就开始了电信产品的多元化，多元化的产品之一就是交换机（LanSwitch，计算机互联的交换机，而不是打电话用的程控交换机）和路由器，而这两个产品恰恰是思科的核心产品。

经过华为几年的开发，华为已经初步具备了完整的交换和中低端路由器产品系列，并开始规模销售，到2002年，华为在中国路由器、交换机市场的占有率直逼思科，成为思科在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2002年6月，华为成立了美国公司，FUTUREWEI，同时参加了6月在亚特拉大的电信设备展，展出了华为全系列数据通信产品，开始进军美国市场。

展览结束后，华为的数据产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开始快速攀升，只要华为在美国快速高效的运作起来，对收入占60%以上美国市场被华为打开，肯定是思科不想看到的。因此思科在公司内成立了名为“打击华为”工作小组，其内部网上设立专门主页，供其全球员工讨论如何打击华为。与此同时，思科开始为诉讼做准备。

2003年1月23日，思科在美国得州东区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华为及其美国子公司Future Wei盗用部分思科的IOS(互联网操作系统)源代码，将其应用在Quidway路由器和交换机的操作系统中，对思科专利形成至少5项侵权。在思科77页的起诉书中，对华为的指控涉及专利、版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等8大类、21项罪名，几乎涵盖了知识产权诉讼的所有领域。

诉讼的结果也是很清楚的，华为通过正确的应对，聘用知名攻关公司协助华为在媒体发声，聘请美国有经验的知识产权律师，请华为合作的3COM公司CEO克拉夫林出庭作证华为技术实力，请斯坦福大学教授数据通讯专家Dennis Allison作为独立的第三方专家比较华为和思科的产品在源代码等组合拳，逐渐扭转了诉讼的形势，最终华为与思科在2004年7月28日思科中止了对华为诉讼，双方达成最终和解协议。

这就是思科和华为之怨的开始。

国家安全之源

2003年的华为，绝大部分的收入还是在国内，在国际上大多数人对华为知之甚少，美国政府部门对华为更是一无所知。思科对华为的诉讼及之后的和解，虽然表面上阻击的只有数据产品，但是通过诉讼，有效的打乱了华为在美国市场的节奏。再加上诉讼案之后思科长时间不断的游说，成功的将一个仅在商业竞争层面上华为，拔高和描绘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华为，当然，大的前提还是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缺乏信任和两国之间的产业竞争关系。

美国的政界人士从05年开始，一直对华为的透明度颇有微词，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华为并没有披露详细的股东信息，只是以全员持股笼统披露，再加上任总曾经在军队服役，经过少数公司的游说，使得美国政界人士普遍就华为的军方背景，华为的股权和透明度做文章。

对于华为和军队的关系，还有一个观点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开始搞错了，因为的确是存在一个重庆华伟的军队通信企业，主要产品是军队数字通信设备。到了后来虽然虽然知道是错误，但是依然将错就错，还是坚持质疑华为和军队的关系。

图片来源：HW前HR微博

03年的诉讼打乱了华为在美国市场的节奏，形成了一道看不见的墙，这不仅仅是没有收入的问题，更核心是阻碍了华为在美国找到有影响力的利益同盟人，铺垫华为与政府沟通渠道，为华为讲话。

什么是有影响力的利益同盟人？对运营商业务来说，有影响力的运营商就是最核心的利益同盟人，对企业业务来说，有影响力的渠道和大型企业用户就是利益同盟人。现在的华为，只在边缘地区的一些中小运营商有少量的销售，而在美国的几大运营商都没有销售。

为什么说有影响力的运营商会成为利益同盟人？如果华为在美国主流运营商有一定规模的存量网络，比如说，有10万基站的存量，那么在一夜之间将这些基站全部替换是不可能的，就算在几年之内替换，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毕竟要有人为设备更换买单，而在替换过程中的工程和服务费用也不会比设备便宜。华为在美国和欧洲不同的差异，除了政府对安全理念本身不同之外，在现网的设备存量差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在《通信之路》曾经有一节专门描述过无线产业竞争的特点，为什么运营商会选择一个设备商在一个区域成片组网，无线产业的特点就使得运营商和有存量的设备商在利益上就是一致的。

如果不是安全问题阻挡，华为进入主流运营商，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运营商必然会更加深入的理解华为处理这些事情的原则和方法，也必然能够了解到华为产品的竞争力，也能够得到竞争带来的好处。也正是没有比较充分竞争，现在美国无线市场，爱立信和诺基亚基本上是对半分，三星在5G之前只有3%市场份额，而在5G时代，三星的市场份额应该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虽然有一些小运营商也在呼吁全面禁止和替换华为的设备代价很大，但这些运营商的影响力比较小，所要付出的代价在政府的眼里并不是很大，因此虽然在新闻上看到这些中小运营商的呼吁，但也仅仅是通过新闻来呼吁，他们并没有渠道或者有能力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但是大运营商不一样，大的运营商一般都和政府的高层有相对畅通的沟通渠道，也有不少议员会为大运营商代言，更有财力来支付在华盛顿的游说费用。

思科的游说

华为在安全问题这么恶劣的商业环境下，在2011年2月，华为发了一封公开信，澄清长期存在的不真实的谣言和断言，并邀请美国当局对华为展开正式调查。在此之后，美国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历时11个月，对华为和中兴展开了调查，并在2012年发布了报告。在报告中，对华为和中兴还是继续采用莫须有的传闻，可能等不确定性假设，得出了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警告美国电信公司不要采购华为和中兴的设备。

在国会调查过程中，思科的相关游说和文件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当时的535国会议员中，有73位投资了思科，因此除了国家层面的利益之外，思科与国会议员本身也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整个调查报告的核心观点和思科运作相关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国会议员的投资思科之外，思科还对政党或者议员进行捐款，根据美国《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的数据，11-12年给奥巴马捐款11.7万美元，给美国大选总共捐了超过100万美金。在捐款之外，还有就是游说费用，从1998年到2012年，思科总共花了1570万用于政府的游说，并且在03，04及11,12年形成了两个高峰，而这两个高峰，可能就是和思科诉讼及华为调查相关，特别是11年的高峰。

《华盛顿邮报》从一位熟悉思科公司销售策略的匿名人士那里获得了思科公司2011年9月派发的一份7页文件。该人士说，这份名为《华为与国家安全》的文件，旨在劝诱顾客不要与华为做生意。而美国国会的52页的调查报告“看起来就像是这份7页的《华为与国家安全》的加长版”，在报告中充满”可能会”“也许会”等不确定词语的报告，没有任何一项实际的指控和证据。媒体甚至用“思科对美国国会说：那两个黄皮肤有可能闯红灯”作为标题来说明思科在调查中的作用以及报告的莫须有。

在国会报告中，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fail”(未能)，例如“华为未能解释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华为未能解释其内部党委的功能”、“华为未能提供其与中国军方是否有联系的详细答复”等等。报告最终是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提出了“中国有手段、机会和动机通过电讯公司从事恶意活动”的观点。

全球知名行业媒体CNET对此次事件中评论道：“思科有可能成为调查背后的最大受益者，在过去长达10年的交战中，思科往往在背后给华为抹黑。”当然思科，被认为是美国排斥华为、中兴的最大受益者否认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

这就是我个人认为的华为在美国市场安全问题的起源，当然，观点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