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长征记的独家考证

关于红军长征记的独家考证

《红军长征记》是一套绝对值得一读的历史书籍，目前主要五个版本，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徐梦秋主编）、1955年版更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丁玲主编）、2006年版《亲历长征》（刘统整理）、2018年版《长征记忆》（何正文整理）、2019年版《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刘统整理）。以上书籍对入选文章依照不同需要做了筛选，但均可视为一套书。笔者推荐阅读历史学者刘统教授整理的系列书籍，选文最全，而且刘统教授对作者的考证最全面。刘统教授在去年底刚刚过世，本文也算对他的一个小纪念。

一、《红军长征记》的成书背景

长征结束后，长征的高度开始被胜利者宣传提高。1935年12月，主席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后来，参与过长征被认为是经历了组织考验的过程，主席曾说过“长征过的战士一律入党”，确实不畏牺牲、排除万难，胜利到达陕北成为了考验党性的最佳试金石。

在这种政治高度下，党内负责宣传的一些同志敏锐地意识到：应立即着手采写、编辑、出版一部长征的纪实文集，为世界留下最真实、最具特色的作品，让伟大的长征永存记忆。后来，适逢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1936年6月），撰写长征回忆文章被上升到向海内外宣传红军及争取国际援助的高度。8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写信发起征稿。信中写道:“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本书主编、曾任张发奎秘书的徐梦秋（后在新疆叛变革命）

到1936年10月底，在短短的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约200篇文章，共50多万字。那时红军干部大都20岁出头，正值青年、壮年，精力充沛，记忆力好。写作时间离所经历的事件年代还不到一年，记忆清晰、可靠。那时写的东西没有受后来政治运动的影响，更没有受个人崇拜和“突出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文风朴实无华，真实可信。1937年2月本书成稿后，恰逢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主席指示“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本书暂缓出版”。直到1942年11月，书籍才以《红军长征记》为书名印刷，这是最早的版本，据说目前原书仅存世几套：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中宣部图书馆、美国哈佛图书馆各存一套。

二、该书的历史文献价值：内容生动鲜活，原汁原味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还有在遵义与女学生开联欢会，与男学生打篮球等事迹，都鲜活生动。

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茅台镇，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宣威，大吃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全书生动记录了长征壮举。红军向赤水行进，在回龙场短暂休息时，毛泽东来到红三团向战士们说：“迂回赤水，像穿梭在敌人五个指头之间，我们要一个一个把它割掉。”毛泽东的泰然自若极大地增强了战士们的信心，鼓舞了斗志。后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制胜，被称为“割敌人的手指头”。朱德的言行，在红军中有着极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他时时不忘为战士们鼓劲加油。冯文彬在《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一文中讲述：“过大渡河前一天，部队在安顺场打土豪没收几头肥猪，前锋连分到一副猪下货。恰好朱总司令来到连队，他说，渡河前夕，我炒猪下货给你们壮行。说着系起围裙，点燃炉灶，不到一个时辰，一盆爆炒猪下货端上桌。”

总而言之，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讫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三、作为读史笔记，我再上点独家考证的干货

《红军长征记》中一部分作者是以笔名方式出现的，李海文、刘统等老师已经考证出了很多原作者，这里先指出《亲历长征》、《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书里的一个小错误。笔名艾平的作者，不全是张爱萍将军本人，因为长征时红四师的宣传科长，也叫艾平！而一部分文章呢，又确实是张爱萍写的，在原始的底稿里面，张爱萍将军写的落款是应该爱萍，此爱萍非彼艾平。如果对《红军长征记》的写作背景和红军长征时的人事沿革两者有一点不够熟悉，则必然弄混两者的关系。

“艾平，乳名道石生，学名赖俭锦，参军时改名赖智（子）山，长征后开始叫艾平。一九一五年一月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一九三零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通信员、宣传员、政治指导员、青年干事、科长、支队政治部主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旅副政委兼主任、师政治委员等职。红军长征时，艾平在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后来他撰写了《第六个夜晚》、《占领古陂圩》、《梦笔山头的雪莲》、《倮倮投军》等十一篇生动具体的回忆文章，并刊载于一九四二年延安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艾平同志是东北野战军46军136师首任政委，1947年11月在东北解放朝阳的战斗中光荣牺牲。”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艾平烈士子女的回忆文稿《记46军136师首任政委艾平烈士》，且《梦笔山头的雪莲》一文至今在公开出版物中没有发现，可信度较高。实际上，仔细阅读《红军长征记》系列中，署名“艾平”的18篇文章（事实上一个人也没那么多时间写这么多文章），从口吻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微观群众的角度，像头两篇《第六个夜晚》、《占领古陂圩》，另一类则显得宏观很多、描述战斗部署一类，像《第二次占领遵义城》、《红四师强渡乌江的故事》。前者的作者应该属于艾平，后者的作者才属于张爱萍。《烧死了两匹马》以政治部主任的口吻第一人称描写，确定属于当时红四师的政治部主任张爱萍。

综合判断，属于艾平的文章有：《第六个夜晚》、《占领古陂圩》、《休矣飞机》、《手榴弹打坍了一营敌人》、《五颗子弹消灭了一连敌人》、《看谁先到》、《倮倮投军》、《火焰山》、《老娘也要戳你一竿子》、《梦笔山头的雪莲》共10篇。

属于张爱萍的文章有：《彭军团长炮攻大来圩》、《从两河口到马蹄街》、《烧死了两匹马》、《红四师强渡乌江的故事》、《第二次占领遵义城》、《抢渡北盘江的前夜》、《一个团与一个师谁胜》、《鲁车渡寻船》、《隔河相望》共9篇。

由于前辈们已经作古，难以求证，本文所做考证仅供大家参考，请引用者文责自负。

四、《红军长征记》是对我党我军宣传队伍的一次大检阅

根据红军长征记的成书背景，是由党内宣传口的专业人士发起，经由最高层背书作为工作任务下发的，所以层级很高，撰写者在当时至少都是团级以上的高级干部，所以文章的覆盖面和专业度毋庸置疑。从下面的图表可以看出，《红军长征记》绝对是对长征前后我党我军宣传队伍的一次实力大检阅。

从以上图片可以看出，除去牺牲的同志，这本《红军长征记》基本上派出了我党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最强阵容，没有进这张表的还有几位，实际职务也很高。比如李一氓（笔名一氓），到陕北后任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陈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后到红大，长征时在干部团，抗日战争时曾任115师宣传部长，1941年在山东抗日牺牲。以如此豪华阵容，编纂出的《红军长征记》，质量当然上乘。

最后，再留个尾巴。关于目前《红军长征记》中唯一没有定论的笔名“斯顿”，笔者也考证出了实际人员。这也算党史研究的一个小突破，等和相关党史部门沟通下，再发表出来以飨读者。